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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534章 理学兴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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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终暂时止住明天子头痛趋势的还是马皇后。
道理也简单,还是等见了罗贯中之后,再尝试捋个清楚明白出来。
而且马皇后的想法很是清晰:
“既有桓侯、唐太宗、唐赵国公、宋太祖等。”
“那想来此屏风之效用,绝非仅有今日。”
“尔后若是再见此物显功用,当多召几人集谋。”
这些话语暂时抚平了朱元璋心中不断冒出的各种疑惑,情不自禁低声开了个玩笑:
“要不是妹子,咱这皇帝都不知要怎么当的。”
于是坤宁宫也气氛也再次轻松起来。
汴梁殿中赵匡胤扭了扭有点酸痛的脖子,低声道:
“这洪武帝不愿回桓侯话便罢了,怎么连咱谢语也不说一句……”
【虽然两宋—尤其是南宋问题很多,使得这一段历史的边患问题很多。
但换个角度看,两宋所处的时代经济也确实发达,学术环境也相对比较宽松。
兼之咱们之前说过的,经过南北朝的儒释道并立、隋唐以儒言文佛老利其简便,到了两宋时期,三教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下最终完成合流,最终诞生了理学。
先有周敦颐以儒为核心,兼杂释道之言着《太极图说》上说宇宙本体下谈封建伦理。
后有二程师从周敦颐,同样学贯儒释道三家,着书立说。
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,他们都是活跃于仁宗神宗时代,这个时期北宋的余晖还未散去,发达的经济和宽松的言论环境构成了理学最初生存的土壤。
有说法认为,这一时期的理学高举义利二分法衡量天下,在这个标准下上骂朝廷堕落下骂太学逐利,并以追求真理和道德作为治学的最终意义。
因此这一时期的理学虽然还没登上主流舞台,但其带起的知识批评潮流在民间大兴,这也算是二程的洛学兴起的基础之一。
也是因此,北宋的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分离起于洛阳。
而众所周知的是,天下一乱,实用主义的思潮就必然兴起,我们现在所熟悉的“不管黑猫白猫,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就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。
宋朝南渡之后,一方面赵构在与理学士人接触之后迅速交恶,并发誓“朕今不用文华之士”,在朝堂上形成了打压理学的风潮。
另一方面拜赵构朝廷的智障操作所赐,民间不满之声日益高涨,拥有知识批评属性的理学迅速在士人阶层当中风行,因而拥有了在民间的知识舆论权力,并构建出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。
而理学的关键蜕变就在于朱熹。
朱熹本人一方面通过经典,构建了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已经算得上相当完善的理学道统。
其次朱熹依靠这个理学思想道统划定明确出了学术边界和重心方向,由此推进的理学本身的世俗化。
而最终理学的激烈碰撞就是在鹅湖之会。
1175年,已经颇负理学盛名的朱熹在鹅湖寺与心学大拿陆九渊相会,双方激辩数日,虽然并未达成在理学上“会归于一”的目的,但双方矛盾已经大大缓解。
六年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书院讲学,双方冰释前嫌,陆九渊留下了自己的讲学稿,朱熹为其题了跋序。
也是因此,后来陆九渊所在的学派也站在了朱熹的理学大旗之下共进退,希望能够效前朝变法,荡涤朝堂不良风气,可惜当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允许年老垂垂的朱熹按部就班了。
1188年,同样还是鹅湖寺,辛弃疾与陈同甫会于此,写下了那首着名的《破阵子》,当时本也有邀请朱熹的,但朱熹有事未到,私以为恐怕当时的朱熹就是忙于内整理学派,上联宋孝宗,所以无瑕赴会。
但很快,1194年宋孝宗骤然离世,次年赵汝愚在与韩侂胄的斗争中失势身死,韩侂胄开庆元党禁,被朱熹耗费心力整合起来的理学士人全入了伪学逆党籍,集体扑街。
朱熹逝于庆元党禁中,据说死前还在忙于整理学问残篇,而其死后因为党禁的缘故,南宋朝廷禁止大规模的会葬,但仍有千人不惧被迫害风险为朱熹送葬。
辛弃疾也不避嫌的到场,为朱熹题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,凛凛犹生”。
理学真正的黄金年代从神宗起至朱熹终,前后经历了两宋剧变以及两次党禁,而在朱熹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又戛然而止,也可称得上是壮志未酬。
而另外同属理学道统但又独树一帜的还有一人,名为张载。
古代儒家当中宣扬自己希望救世治世的很多,但真的全力以赴去践行的却寥寥无几。
腐儒大多喊着兴周理复井田,但真的去尝试的寥寥无几,但张载真的就去试了,前后三代人在横渠挖沟种田尝试了七年,最终亲身得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:
“以田授民”“人受一方”是可以让百姓活下去的。
但张载既不是皇帝,也不是造反头子,哪来的“以田授民”的权力?所以只能“敦本善俗”去教育人。
用咱们现代的眼光吹毛求疵的看,张载的行为多少有点傻,但咱们是建立在生产力解放发展的前提下,与张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张载的悲剧在于他的思想局限于时代,当时的年代对世界的认知过于简单。
但是在行动上,他可称当时的真君子。
当时的宋朝做官做学问皆以搞钱为先,但张载最终穷困而死,病死的时候身无余财仅有一外甥相随,甚至连棺材都买不起。
但即便如此,他也在《正蒙》中说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。
上《边议九条》直趋前线希望能热血报国,但好在范仲淹看出他不是这块材料给劝退了。
当然更振聋发聩的还是他的横渠四句:
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
此话可以称得上光耀千古。
另外,需要一说的是,张载身体力行七年所得出来的这个非常浅显的结论,不懂的人大有其在,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农民揭竿而起了。
但同样也有不少人懂,比如李自成,均田不够怎么办呢?杀一些大明贪官,就够分了。
明末的努尔哈赤起兵也是这么说的,给每个壮丁分三十亩粮田、六亩棉田,就能衣食无忧了,但很快也发现地不够分。
至于他的解决办法嘛……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知道。】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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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既有桓侯、唐太宗、唐赵国公、宋太祖等。”
“那想来此屏风之效用,绝非仅有今日。”
“尔后若是再见此物显功用,当多召几人集谋。”
这些话语暂时抚平了朱元璋心中不断冒出的各种疑惑,情不自禁低声开了个玩笑:
“要不是妹子,咱这皇帝都不知要怎么当的。”
于是坤宁宫也气氛也再次轻松起来。
汴梁殿中赵匡胤扭了扭有点酸痛的脖子,低声道:
“这洪武帝不愿回桓侯话便罢了,怎么连咱谢语也不说一句……”
【虽然两宋—尤其是南宋问题很多,使得这一段历史的边患问题很多。
但换个角度看,两宋所处的时代经济也确实发达,学术环境也相对比较宽松。
兼之咱们之前说过的,经过南北朝的儒释道并立、隋唐以儒言文佛老利其简便,到了两宋时期,三教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下最终完成合流,最终诞生了理学。
先有周敦颐以儒为核心,兼杂释道之言着《太极图说》上说宇宙本体下谈封建伦理。
后有二程师从周敦颐,同样学贯儒释道三家,着书立说。
无论是周敦颐还是二程,他们都是活跃于仁宗神宗时代,这个时期北宋的余晖还未散去,发达的经济和宽松的言论环境构成了理学最初生存的土壤。
有说法认为,这一时期的理学高举义利二分法衡量天下,在这个标准下上骂朝廷堕落下骂太学逐利,并以追求真理和道德作为治学的最终意义。
因此这一时期的理学虽然还没登上主流舞台,但其带起的知识批评潮流在民间大兴,这也算是二程的洛学兴起的基础之一。
也是因此,北宋的政治重心和文化重心的分离起于洛阳。
而众所周知的是,天下一乱,实用主义的思潮就必然兴起,我们现在所熟悉的“不管黑猫白猫,抓到老鼠就是好猫”就是最典型的实用主义。
宋朝南渡之后,一方面赵构在与理学士人接触之后迅速交恶,并发誓“朕今不用文华之士”,在朝堂上形成了打压理学的风潮。
另一方面拜赵构朝廷的智障操作所赐,民间不满之声日益高涨,拥有知识批评属性的理学迅速在士人阶层当中风行,因而拥有了在民间的知识舆论权力,并构建出了相当可观的社会公共活动空间。
而理学的关键蜕变就在于朱熹。
朱熹本人一方面通过经典,构建了虽然简陋但是在当时已经算得上相当完善的理学道统。
其次朱熹依靠这个理学思想道统划定明确出了学术边界和重心方向,由此推进的理学本身的世俗化。
而最终理学的激烈碰撞就是在鹅湖之会。
1175年,已经颇负理学盛名的朱熹在鹅湖寺与心学大拿陆九渊相会,双方激辩数日,虽然并未达成在理学上“会归于一”的目的,但双方矛盾已经大大缓解。
六年后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书院讲学,双方冰释前嫌,陆九渊留下了自己的讲学稿,朱熹为其题了跋序。
也是因此,后来陆九渊所在的学派也站在了朱熹的理学大旗之下共进退,希望能够效前朝变法,荡涤朝堂不良风气,可惜当时的外部环境已经不允许年老垂垂的朱熹按部就班了。
1188年,同样还是鹅湖寺,辛弃疾与陈同甫会于此,写下了那首着名的《破阵子》,当时本也有邀请朱熹的,但朱熹有事未到,私以为恐怕当时的朱熹就是忙于内整理学派,上联宋孝宗,所以无瑕赴会。
但很快,1194年宋孝宗骤然离世,次年赵汝愚在与韩侂胄的斗争中失势身死,韩侂胄开庆元党禁,被朱熹耗费心力整合起来的理学士人全入了伪学逆党籍,集体扑街。
朱熹逝于庆元党禁中,据说死前还在忙于整理学问残篇,而其死后因为党禁的缘故,南宋朝廷禁止大规模的会葬,但仍有千人不惧被迫害风险为朱熹送葬。
辛弃疾也不避嫌的到场,为朱熹题“所不朽者,垂万世名。孰谓公死,凛凛犹生”。
理学真正的黄金年代从神宗起至朱熹终,前后经历了两宋剧变以及两次党禁,而在朱熹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又戛然而止,也可称得上是壮志未酬。
而另外同属理学道统但又独树一帜的还有一人,名为张载。
古代儒家当中宣扬自己希望救世治世的很多,但真的全力以赴去践行的却寥寥无几。
腐儒大多喊着兴周理复井田,但真的去尝试的寥寥无几,但张载真的就去试了,前后三代人在横渠挖沟种田尝试了七年,最终亲身得出了一个清楚的结论:
“以田授民”“人受一方”是可以让百姓活下去的。
但张载既不是皇帝,也不是造反头子,哪来的“以田授民”的权力?所以只能“敦本善俗”去教育人。
用咱们现代的眼光吹毛求疵的看,张载的行为多少有点傻,但咱们是建立在生产力解放发展的前提下,与张载自然不可同日而语。
张载的悲剧在于他的思想局限于时代,当时的年代对世界的认知过于简单。
但是在行动上,他可称当时的真君子。
当时的宋朝做官做学问皆以搞钱为先,但张载最终穷困而死,病死的时候身无余财仅有一外甥相随,甚至连棺材都买不起。
但即便如此,他也在《正蒙》中说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。
上《边议九条》直趋前线希望能热血报国,但好在范仲淹看出他不是这块材料给劝退了。
当然更振聋发聩的还是他的横渠四句:
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”
此话可以称得上光耀千古。
另外,需要一说的是,张载身体力行七年所得出来的这个非常浅显的结论,不懂的人大有其在,不然也不会有这么多农民揭竿而起了。
但同样也有不少人懂,比如李自成,均田不够怎么办呢?杀一些大明贪官,就够分了。
明末的努尔哈赤起兵也是这么说的,给每个壮丁分三十亩粮田、六亩棉田,就能衣食无忧了,但很快也发现地不够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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